遇到伯乐,是千里马一生悲剧的开始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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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子在《庄子·外篇·马蹄》中提出了一个颠覆传统观念的观点:遇到伯乐,并非千里马的幸运,而是其悲剧的开始。庄子认为,伯乐改变了马的天性,将其从自由奔跑的草原生活,变成了被人驾驭的工具。这种改变,违背了马的本性,导致许多马在训练过程中死去。即使活下来的马,也失去了自由,成为了战争的工具。庄子的观点与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卢梭认为,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,虽然带来了进步,但也带来了不平等和苦难。庄子和卢梭都强调了自由的重要性,认为自由是生命的本质。然而,庄子的观点并非完全否定伯乐。他认为,伯乐的出现,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。但关键在于,伯乐是否能够尊重马的本性,而不是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变马。同样,人类在社会中,也应该尊重每个人的本性,而不是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和要求。庄子的思想启示我们,无论是对待动物还是人类,都应该尊重其本性,给予自由。只有这样,生命才能绽放出真正的光彩。同时,我们也应该反思,社会的进步,是否一定要以牺牲个体的自由为代价?或许,寻找一种既能促进社会进步,又能保障个体自由的平衡点,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。通过重新解读庄子的思想,我们可以发现,中国古代的儒家和道家,也蕴含着丰富的自由平等观念。这些思想,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,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我们应该摒弃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,用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,去理解和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。总之,庄子的马与伯乐的故事,不仅仅是对马的同情,更是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反思。它告诉我们,尊重生命,尊重自由,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。让我们放下标准答案,以更加多元和包容的视角,去探索和思考这个世界。

今天给大家讲个典故,出自于《庄子·外篇·马蹄》。

我们常说“千里马常有,而伯乐不常有”,表示怀才不遇,言外之意就是,只有遇到伯乐,千里马才能迎来腾飞。

但是在庄子看来,遇到伯乐,恰恰是千里马一生悲剧的开始,因为他改变了马的天性,让马成为了工具。

庄子这篇文章的原文我就不复制到这里了,一篇三段式的文言文,大家也不会去看。

在大草原,马蹄可以踏雪踏坚冰,皮毛可以抵御寒冷,十分适合在荒凉辽阔的环境自由驰骋。马渴了就喝大自然的泉水,饿了就低头啃鲜草,开心了就在地上打个滚,无聊了就抬头大喊几句,十分悠然自得、独立自在。

直到遇到一个人,认为自己很会训练马,能最大程度上发挥马的才能,就开始改变马的天性,这个人就叫“伯乐”。

伯乐就开始严格地培训。烙印、剪毛、削蹄、套上笼头,再用绳索把它们串联在一起,集中关进马鹏,这时已经有十分之二三的马死去了

然后训练马的体能,饿着、渴着、立正稍息、排整列齐,这么一来,又死了一大半。

活下来的这少部分马,被训练得乖乖的,让干什么就干什么,于是获得毕业证,被称为良驹。

但大部分的马因为桀骜不驯或难以适应新生活,都死去了,这对马而言实在是一种灾难。为什么会死掉这么多马?因为马的天性就是在草原上自由自在地奔跑,现在非要骑着一个人,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狭小的空间里,这本来就违背了马的天性。

你的训练方法再怎么科学,你的食材再怎么精良,都于事无补。

这些死去的马,告诉我们一个道理:

生命的价值,在于真实和自由。

伯乐按照自己的要求去训练马,实际上就是用人取代自然来进行马的选择与进化,人得到了好处,但对马犯下了滔天大罪。大部分马难以改变自然本性,无法适应人的生活,只能在痛苦中死去。

那些活下来的马,就是幸运的吗?

马最好的活法,就是把它放到草原,以天为被地为床,日月星辰伴我眠,吃不干不净的草,时不时在脏兮兮的泥巴里打个滚。

现在呢?衣食住行,全都得听别人的安排,跑得慢了快了都会被呵斥抽鞭子。那一身看起来威风凛凛地马装,用五月天的歌词最应景:你不是真正的快乐,这只是你穿的保护色。

这就又告诉我们一个道理:

不属于自己的活法,都是假的,不值得羡慕。

但是偏偏有些伯乐就不懂这个道理,非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规范马的一生,即使自己的标准是错的,也要坚持,死不悔改。然后就给马带来了灾难。

还有些马,被伯乐成功洗脑,一边天天挨鞭子,一边对同伴的遭遇幸灾乐祸,认为自己过得还不错。你说这种马傻不傻?

“千里马常有,而伯乐不常有”,这是儒学巨擘韩愈说的,站在人的角度;道家祖先庄子,站在马的角度来看待,就完全是相反的解读。

一正一反,没有孰对孰错,但双方这么一说,问题就越说越清楚了。是该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了,但现在又有个强烈的直觉,中小学生就已经满脑子标准答案了。

马与伯乐的故事,庄子只讲了一半,后面的一半更加精彩。

伯乐训练马,并不是吃饱了撑着没事找事,而是为了上战场。这就需要很多的马。

他就发现,把一匹成年马训练得听话,太费劲,而且成功率低,马容易死掉,白费功夫。那么,训练就从娃娃抓起。

小马在马棚里一出生,断奶会走路后,伯乐就开始训练它。立正稍息起步走学得贼6,一听到鞭子和伯乐的呵斥,犹如条件反射般加速,没有丝毫犹豫。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,十分温顺。

它从没见过大草原,从没体验过自在奔跑的美好,在它的眼里,听主人的话,训练、吃饭、睡觉,就是生活的全部。听话,是它唯一的意识。

它早就忘了自己从哪来,马就该被人骑、听人话,这种想法根深蒂固。

刚刚从草原带回来的马兄弟,跟它聊起草原生活,告诉它那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。它将信将疑地瞪大双眼,但随后,伯乐和一些傻乎乎的“良驹”告诉它,草原十分危险,天天风餐露宿,随时会被踩狼虎豹吃掉,哪有主人的马棚安全舒服?

于是,小马认定新来的马兄弟,居心叵测,是一个危险分子,便从此远离它,按照原来的节奏继续生活。

伯乐有几次因为心情不好,用马发泄,一不小心打死了几匹马。马们议论纷纷,认为主人犯了错,开始怠慢训练,表达不满。小马就劝说:“主人供我们吃穿住,已经很不容易了,你们就别添堵了”

最后小马上了战场,在满怀激情的奔跑中,一把大刀砍伤了它,士兵很快将之抛弃,它毫不怨言地闭上双眼。

这场战争后,将军挑选了几匹作战英勇的马,封为“烈马”。死去的马,将军为他们立了碑,刻上一个“忠”字,享受香火旺盛的供奉;活下来的马,都是缺少零件的残疾,要么少了一只腿,要么马脸上有个疤,将军为他们颁发荣誉奖章,还有一大笔赏金,十分大方。

这些“烈马”成为先锋模范,是训练场上的马们学习的对象。

耳濡目染下,它们一致认为:奔赴战场,是一项崇高的使命。不认同马棚生活和战场使命的马,都是害群之马。

从此以后,这些马只有一种生活,只能听到一种声音,几代马下来,它们早就不是马了,而是战争工具。

草原上的微风、青草、电闪雷鸣,它们至死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,但它们知道,草原是危险的。

庄子相信自然,认为人类规则的出现反而破坏人的纯朴与真实,妨碍了人的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。

西方现代思想,直接源于17-18世纪的启蒙主义,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有着和庄子相似的观点,在他的核心著作《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》有这么一段话:

卢梭认为,人一旦进入社会状态,就跌落到邪恶和苦难的深渊,人类社会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,从平等到不平等,既是进步又是退步。他希望建立一个适合于按照人的本性来活动的理想社会。

就如同马,从草原进入马棚,实际上就是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,这或许有利于马群的数量繁殖,但也带来了极大的灾难。

从这方面讲,庄子的思想与卢梭有异曲同工之妙,而庄子比卢梭早2000年。站在西方的角度,庄子的思想超越了现实。

你看,庄子与西方启蒙思想家,能发掘出一个共同点:自由的理念。

扩大到儒家,也不完全是等级制的代言人,王夫之就说过:“我之与天子,皆天之子,则天子无以异。”这不就是宣扬平等吗?还有那句人尽皆知的“君为轻,民为本,社稷次之。”都是典型的平等思想。

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儒家和道家,只要有心,就能发现大量的自由平等概念。

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呢?

我在《冲破中世纪的三驾马车(中)—从文艺复兴看中国国运》就讲过:

拥有3700年文明史的中国,有着纷繁夺目的传统经典思想,我们花力气去重新解读,就可以挖掘出大量的现代价值,不一定非要从《圣经》里寻找。

君不见,康有为就把儒家解读成改革的思想。

文字是死的,人是活的,看你怎么使用了。

回到马与伯乐的话题,我并不认为韩愈是错的,庄子就是对的,但我确定,如果认为韩愈一定是对的,庄子一定是错的,那么,这种看法,一定是错的。

所以,到了该讨论问题的时候了。

忘了标准答案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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